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自下而上的自主参与对于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以“社区营造”的理念与治理技术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相应的实践吸引了众多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成为新的社会治理增长点。
“社区营造”的概念，缘何在内地生根开花，其发展路径如何？课题尝试通过对这一实践过程的回溯追踪，进行回应。
从乡村社区重建到社区营造
一般认为，社区营造理念和实践始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尽管叫法相似，我国内地社区营造的实践与发展过程，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产物，其产生与实践嵌于社区治理与创新的框架之下，反映了我国社区治理的内容与过程。
就社区营造产生与扩散过程看，社区营造在内地的传播有三个阶段，其中政府部门、学者、社会组织和企业等以不同方式介入成为实践引领者。
首先是始于城乡社区重建的社区营造概念引入与萌芽阶段（2008年至2012年）。受新都市主义风潮影响，建筑界及规划界开始从住宅楼开发角度出发，思考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最早引入“社区营造”概念。2008年，清华大学教授罗家德团队助力四川茂县杨柳村进行灾后重建，可视为将社区营造理念首次运用到内地社区建设。2010年，罗家德等专家在成都开展社区营造培训，支持乡村青年创业。2011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成立，并在北京大栅栏开始营造试验。
此外，以陈统奎为代表的“乡土派”是内地社区营造的另一路径。2009年11月，陈统奎返回家乡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博学村，投身乡村建设，立志建设“博学生态村”，并发起“返乡大学生论坛”，以期动员更多大学生返乡创业，再造魅力新故乡。其行动为之后城乡社区营造合流奠定了基础。2011年5月，陈统奎受邀请进行了社区营造理念分享。这也带动了部分乡村建设工作者对社区营造理念和工作方式的认知。
与此同时，与社区营造具有相似理念的一些实践，也在城市社区开展起来。如从服务于社区儿童的互助式家庭教育小组，到满足居民需要的社团组织，再到致力于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满足多元化需求的社区互助会建立，均是江苏省南京市翠竹园社区业主基于居民需求展开的自主探索，以期实现社区自我成长与高质量自我服务。
院落自治可视为成都市社区营造的开端。从2007年武侯区玉林社区“三加三”模式、2008年锦江区“还权赋能归位”改革到2011年锦江区院落自治试点，成都市尝试通过自组织和居民共同协商自治规约，借助志愿服务机制推动老旧院落的准物业服务，进而实现居民从生活层面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机制建设。2011年，以“协力构建更具有幸福感的社区”为目标的成都“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成长起来，初步探索具有特色的“参与式互助体系”。
2007年，上海市嘉定区以“睦邻点”作为基层社会治理载体推动居民参与的实践探索，也堪称全国首创。
尽管这些实践当时并未提“社区营造”，多围绕“社区管理”或“社区自治”框架展开，聚焦小区内部活化、居民参与、业主自治等议题，但其开展方式与“社区营造”有相似之处，实际是以实践对“社区营造”概念进行阐释再创新的过程。
其次是多方主体推动下的社区营造启动与拓展阶段（2013年至2015年）。社会各界不断将社区营造运用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社区营造迅速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具体实践路径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是规划师推动下的社区参与式行动，这以社区花园与社区更新行动最为典型。2000年，同济大学的刘悦来在读硕士期间就关注到景观形成的多元参与。随着2008年规划界、建筑界就社区营造概念以及居住空间、人际交往与社区的探讨，刘悦来日益关注小微空间的改善。2014年1月，致力于将自然教育与社区营造相结合、落地于空间开展活动的“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成立。“四叶草堂”引导居民共同参与策划打造一系列社区花园，探索以社区更新行动助推公众参与的新模式。2015年，上海市推出“城市更新四大行动计划”，是社区规划师推动下的“有机更新”探索，有助于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二是开发商主导下的前置社区营造。2012年11月，信义置业（上海）有限公司的成立掀开了地产企业助力社区营造的序幕。2014年，上海信义社区营造服务中心邀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在上海马陆成立实验基地，启动政府支持、企业资助、学术单位研究投入的“社区营造”前置社会实验项目，促进社区营造理念传播，并为在地实践提供借鉴。
三是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支持下的社区营造孵化行动。恩派公益、正荣公益基金会等在内地社区营造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为行动者提供系统性支持。2013年底，恩派公益的“汇丰社区伙伴计划”项目启动，助力全国20多个城市社区与社会组织发展。
正荣公益基金会在社区营造实践拓展中发挥重要作用。2014年，正荣公益基金会开启“你好社区”的品牌营造项目，通过公共空间营造、公益平台搭建及多方资源整合，引导居民参与进而提供持续多元的社区服务。
其间，正荣公益基金会执行官吴军军在项目开展中结识了陈统奎等实践者，2014年合作举办线下沙龙活动，并建立“社区发展&社区营造”群，这构成了“社区营造实践平台”的雏形。2016年8月，该微信群更名为“社造圈”，另延伸出“社区发展&社区营造”群和“青咖群”，共同构成全民社造平台。这一平台的搭建及其推动的全国性“社区营造”论坛，对社区营造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政府助力的社区营造南方探索。就政府层面而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社区营造兴起较早。2012年6月，在顺德区委区政府指导下成立顺德“社会创新中心”，试图通过资源对接、人才培育、专业支持、组织孵化等，推动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发展。2013年，“社创中心”开启城乡社区营造试点推动工作。2014年，顺德区首次将社区营造一词写入政府工作文件。次年，依托陈村“和乐社区”项目，“社创中心”形成示范点效应，带动更多镇街政府与村居参与社区营造，推动了顺德整体社区营造计划。
类似地，厦门的“共同缔造”实践也在政府助力下不断推进。2013年12月，厦门市首次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合三为一，尝试在思明区、海沧区曾厝垵开展“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试点。2014年后，厦门市实验性铺开全市街道与社区的“共同缔造”工作。
与之不同的是，如福州嵩口古镇、“复园里1号”等实践，是由在地社会力量发起，以社区公共空间改造、重构公共生活为议题的社区营造项目。此类项目聚集一批艺术家、建筑师、志愿者等，在社区开展“活化实验”并取得显著成效，后续得到政府助力与支持。
最后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构的社区可持续营造深化发展阶段（2016年至今）。2016年以来，社区营造的框架化、规范化进程基本完成，从整体上呈现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互构下的可持续营造的系统化建设图景，其中四川成都、上海与北京的探索当属典型。
一是成都市自上而下推动的社区可持续营造。2016年，成都市民政局发布《成都市民政局关于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的通知》，强调在城乡社区广泛开展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项目。这是全国首个强调在全市范围推行社区营造的政策文件。实际上，早在2010年，成都便开启首次社区营造培训，2016年“社区营造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级研修班再次将社造理念带入蓉城。随后，成都颁布一系列配套政策。如2017年9月，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意见》、2018年3月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的实施意见》等。整体来看，成都从系统化政策布局、社区公共资金投入、多样化培训体系搭建、专业化组织的参与式陪伴等入手，全面推动城乡社区营造的可持续发展。这也增强了社区自组织的能力、公共参与的意识。
二是上海的社区共营（嘉定区）与社区微更新实践。基于2014年前置社造的经验成果，嘉定区“社区共营”项目2017年启动。嘉定区尝试以“睦邻点”、自治项目为载体，探索政府主导下的刚性治理和居民柔性自治的良性互动模式。嘉定区社建办多次组织参与社区营造活动，并邀请社造专家参与培训或演讲，注入理论知识与先进经验。创新本地社区治理模式的同时，促进嘉定区“社区共营”理念与经验的传播扩散。
社区微更新行动，是上海推进社区营造的另一举措。2016年，上海启动“行走上海2016：社区空间微更新计划”，瞄准社区公共空间量身定制，相继启动诸多改造项目，如“缤纷社区”等。集中开展的营造行动，极大推动了合作机制的多元化——社区规划师的介入。2018年，大鱼社区营造发展中心应运而生，它以社区的物理空间营造为载体、以人的营造为内核、以参与式规划为方法，开展街区营造活动，不断推进社区参与和社群内生活力激发。
三是北京从大栅栏、清河实验到“LanTalk”的在地实验。2013年，罗家德团队在大栅栏开展的社区营造试验开启了北京的社区营造之路。次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等人启动新的“清河实验”，从社区居委能力改造与社区居民活力提升等着手，致力于解决社会发育不足、社区居民参与主动性不足等问题。2017年，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社会经济研究所等7家活跃于一线的专业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社造联盟”非正式组织，分享实践案例与理论思考。2019年3月，清华“大栅栏社造团队”召开首次“北京LanTalk”。自“LanTalk·北京”在大栅栏街道举办了首期线下沙龙后，其成员也在交流中生发新的需求，不断扩展“LanTalk·北京”的议题，涵盖线上线下的社造及相关领域信息和资源分享、核心议题讨论、在地行动者网络搭建、实践经验交流分享等。2019年下半年，“LanTalk上海”正式建立，协力推动社区营造的实践发展。
社区营造发展的基本特征
“社区营造”本质在于，其具备一套包含“人文地产景”在内的系统性、可操作性的方法，且具备一定的专业性与可见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这套方法能够有效满足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尤其是基层实践工作者“解决问题”以及“为创新而竞争”的需要，为推动实现自下而上和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提供可操作化的技术工具，也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总的来看，作为一种治理技术的社区营造，运用于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呈现出典型的民间性、区域性特征。
一是民间力量主导下的学习扩散。社区营造传播扩散的推动者主要来自民间。尤其在早期萌芽阶段和启动拓展阶段，从率先推动理论介入的建筑界、规划界的实践者和学者，到高校团队，再到社会力量，以及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均在社区营造理念传播与实践落地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进入拓展与深化发展阶段后，广东顺德、福建厦门、上海、四川成都、北京等地政府逐渐发展为实践推动主体，使之呈现出从“自下而上”向“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向转变之趋势。
二是空间分布的区域性。纵观内地社区营造的实践历程，海南片区为最早萌芽地，2008年罗家德团队援建汶川行动是内地的首次开拓。2013年左右，广东、福建等华南片区展开较大范围的扩散，2014年开始在上海、江苏南京、江苏苏州、浙江等华东片区盛行。以2016年成都市颁发《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文件为重要标志，内地社区营造正式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日渐覆盖北京、武汉等地，呈现零星扩散甚至“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
社区营造传播扩散的实现机制
社区营造是基于现实治理需求与多元治理资源整合而产生的技术性社会创新，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基层政府、个体行动者等在内的行为主体，是影响其传播扩散的关键力量。对其作分析，离不开对各行为主体行动逻辑与作用的讨论，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社会治理话语转变与现实需求导向，是内地社区营造传播扩散的重要制度环境。社会各界力量对社区营造这一创新理念的采纳与摸索，其背后，一方面是对国家治理转型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理念的呼应，另一方面是破解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现实要求。
2013年后，社区营造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更是与社会治理创新话语体系转变关系密切。这一背景下，基层政府结合本地需要寻求治理创新，借助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深度介入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这也使话语转换下的社区营造推进成为可能。
“人文地产景”的标准化议程框架，是内地社区营造传播扩散的技术基础。一方面，社区营造从资源整合和空间重塑切入，注重通过影响环境而推动人的营造，在推动居民参与、活化社区空间等方面具备显著且易被“看见”的效果。这一可观察性使之成为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的重要选择。另一方面，社区营造的技术性，使之具有清晰、可操作的原则与流程，便于后来者借助培训等方式跟进。
公益基金会与社会组织的理念转译与支持投入是内地社区营造传播扩散的实践关键。
据观察，南都公益基金会、清华信义营造中心、恩派、正荣公益基金会等组织，在萌芽与启动阶段扮演重要角色。一是对社区营造理念的诠释与导入，二是以资金、人员等资源助力社区营造实践落地。如早期的恩派、正荣公益基金会等在江苏南京、福建、上海等地开展的一系列工作，有意识引导在地组织认识社区营造概念，并通过资金投入助力具体行动项目开展。伴随实践推进，各地涌现一批以成都爱有戏、南京翠竹园社区互助会、四叶草堂、大鱼营造等为代表的以社区治理为名的社会组织，继而不断营造催生新的组织与在地实践，共塑社区营造发展样态。
关键行动者参与和社区营造实践平台搭建构成社区营造传播扩散的核心助推器。社区营造传播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传播主导力量。如初期的建筑与规划专业人士、高校学者等，到后期深化过程中诸多社会组织负责人、政府工作人员、社区居民等跟进，共同构成社区营造推进的关键行动力量。各个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是社区营造的重要特征。基于此，在全国范围形成了社区营造的社群网络，推动了社区营造的快速传播。
一是由关键行动者搭建而成的社区营造实践平台，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推动社区营造的传播扩散。经过十几年发展，社区营造圈已形成了完善的赋能培训体系，从理念诠释、实务推进和社区培力等多领域为更广泛的受众提供支持。
二是社区营造实践平台的搭建，为多方行动主体提供了横向协同的沟通机制，且不断朝着横向协同、纵向整合相结合的方向迈进，进一步推动了社区营造实践的传播与深化发展。
总而言之，国家治理转型下的基层社会治理现实要求与社会力量生长，共塑了社区营造的发展态势。技术性创新的流程规范化、方法可操作化等特征，使之获得认可并快速发展。其中，关键行动主体发起并推动搭建起的平台化、体系化组织网络，日益形成了多方协同的社区营造共同体。其具备的资源挖掘与联结、知识传播与赋能等功能使得社区营造快速传播成为可能，不断激发社区内在活力持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本版内容摘自上海市社科规划专项课题《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上海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构与政社协同机制研究〈项目号：2023VZH048〉》阶段性成果 据澎湃新闻）
